■ 风向标工作室
校园举报应当回归基于事实、指向真问题的本意。
近日,央视新闻《朝闻天下》披露了校园举报乱象。近年来,部分不实、非理性举报,让不少学校和一线教师陷入困扰。央视节目中引用新京报此前报道:原班主任休产假,学校安排新教师接任,有家长因此举报提出,“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
据新京报报道,曾经的小学班主任陈昱表示,每逢开学季,针对老师的举报就多起来。今年9月开学前两周,她就收到将近40封举报信。而在过去,一年收到四五封举报信,就已经“非常可怕了”。
说起师生之间理想的关系,会不由让人想起春风化雨、如沐春风般的美好场景。最近媒体曝光的校园举报乱象,却反映出当代校园现实生活中粗粝坚硬的一面。这些举报指向的,往往不是师德或安全问题,而是家长对校园教育管理的不理解与不信任。
举报频频也说明,校园举报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已经出现异化,从师德失范的“事后监督”,逐渐变成了部分家长转嫁焦虑、向教师施压的“先手棋”、优先项。
诱因不只在校园内
中小学校园举报乱象,首先要从学校内部找原因。
据媒体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1至8月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某县级高中投诉台账中,实质性有效投诉仅占5%。这些举报内容,大多指向的是座位安排、作业量等事项。大量无效举报挤占了本已有限的管理与教学资源。
这背后,离不开长期以来形成的家校权责边界不清、家校信任缺失等因素。但这不是全部。
家长发起一次举报几乎零成本,而被举报教师却需调监控、找证人、写说明、配合调查,即便最终证清,耗时耗力且心理受挫。举报成本和收益严重失衡,涉事教师陷入“自证困境”。
一些学校和教育部门“重受理、轻甄别”的举报处理机制,以及“息事宁人”、和稀泥的处理逻辑,也在形成反向激励。
面对举报,部分学校的第一反应不是查清事实,而是先让教师退让以平息矛盾。这种处理方式传递出信号,举报有用,且无需负责。而其后果,则导致教师为自保,倾向于“少管少错”。这样做,最大的受损者可能是学生。
对离谱举报坚决说不
治理中小学校园举报乱象,核心思路不外乎保护正当举报,遏制滥用举报权,为被诬告者撑腰。
针对校园举报增多,学校或教育部门不妨建立投诉分级甄别机制。例如,可设立初筛环节,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及法律专业人士“合议”研判,对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属于正常教育管理范畴的投诉,明确“不予受理”或退回沟通。
初筛的目的不是压制监督,而是遏制无效举报或恶意举报,将调查资源集中于涉及体罚、侮辱、歧视或安全等真问题上。
其次,将逐级沟通前置,让日常分歧回归正常沟通渠道。可引导家长遵循先与教师沟通、再向学校反映、最后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举报材料的路径。学校亦应明确日常沟通的入口与回复时限,让家长知道合理诉求有处可说、有人回应。只有当沟通渠道被证明有效,家长绕过沟通直接举报的动力才会减弱。
重视举报,也要重视教师的合法权益。对查证不实的举报,学校应为教师澄清正名,明确不影响考核、评优晋升。对捏造事实的举报人,应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让滥诉不再“零代价”。
治理中小学校园举报乱象,功夫也当在“诗外”。校园之外,在广阔的社会领域里,遏制滥举报、恶意举报,涵养坦荡诚实的清风正气,也必将对校园举报乱象起到根本的净化作用。
这固然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课题,但依然不乏可操作路径。例如,完善有关控告、举报、申诉的义务规定,实现举报权利义务的对等,这些方面都可以在立法、执法等层面做文章。
归根结底,校园举报乱象的治理,不是要削弱或关闭监督渠道,而是要让举报回归基于事实、指向真问题的本意,防范其被滥用、乱用。
□新京报评论员 柯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