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不少观察者把这场备受关注的峰会视为区域合作走向的关键窗口。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用比喻拆解APEC的角色:手里没有强制力这张牌,但有包容性基本盘和规则黏合剂。
他说,APEC不是一把能劈开圈子的斧头,更像一块磁吸石——靠务实合作的吸引力,把各方往共同利益的方向拉,不让碎片化越走越远。在他看来,中国在APEC的角色从来不是“搭便车者”,而是以自身开放带动区域共同繁荣的贡献者。
此外,王文看重的不是一摞协议,而是此次峰会能否为APEC定下未来十年的新方向——从传统贸易自由化转向以数智创新驱动的亚太共同体建设。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王文。 受访者供图
中国在APEC的角色 从来不是“搭便车者”
新京报:你多次说过,“APEC离普通人很远”是一种误解。但人们的感受往往是会开完了,日子好像没什么变化。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落差?是因为好处传到普通人手里要经过太多道弯、大家看不见,还是因为有些成果本来就更偏向企业和政府,落到个人身上的确实有限?
王文:在我看来,两种因素同时存在,但核心不是“成果偏向少数人”,而是宏观红利的微观感知,天然存在传导链条和时间差。
我常说,APEC离普通人不远,这不是一句空话。海淘的进口化妆品关税降了,跨境买生鲜更顺畅了;外贸企业订单多了,带动的就业岗位也多了;拿着APEC商务旅行卡出境谈生意,不用反复办签证;甚至你手机里的跨境支付、境外游的便利化,背后都有APEC多年谈判的成果。但这些变化是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不像一项补贴、一次发钱那样立竿见影。老百姓每天面对的是菜价、工资、孩子上学,自然很难把日常便利和一场国际会议直接挂钩。
当然也要承认,APEC的很多成果首先作用于贸易规则、市场准入、产业合作层面,企业和政府是第一承接方,这也是多边经济机制的共性。但不能因此说它“和个人无关”——企业订单稳了,就业才稳;市场开放了,消费选择才多、价格才更平稳;数字规则通了,普通人使用跨境服务才更方便。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否定现有成果,而是缩短传导链条,让获得感更显性化,比如推出更多直接面向中小企业、消费者的便利化举措,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
新京报:今年是中国加入APEC35周年。中国在APEC框架下做过的事情很多。中国最核心的贡献是什么?其中哪一件是“根”?
王文:过去35年,中国的贡献可以概括成很多件事,入世前后大幅降关税开放市场;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2014年北京APEC推动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近年来把数字与AI、开源合作带进APEC议程;持续为区域供应链提供稳定性支撑。
如果要找“根”,我认为是坚定不移的市场开放与对多边规则的融入和建设。
所有其他贡献,都是从这个根上长出来的。当年主动降关税、对接国际规则,是我们融入亚太体系的起点;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开放大国对区域稳定的责任担当;推动亚太自贸区,是把自身开放经验上升为区域一体化愿景;今天把开源、数字合作带进APEC,是在新的技术时代,继续用开放的思路拓展合作边界。
换句话说,中国在APEC的角色,从来不是“搭便车者”,而是以自身开放带动区域共同繁荣的贡献者。开放是底色,是根;其他所有成果,都是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开花结果。

深圳香蜜湖路的APEC标识。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APEC的事要大家一起办 成本共担
新京报:你把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概括为从“观察学习者”到“推动者”再到“引领者”。如果以这次深圳峰会为一个观察点,“引领者”具体要做什么?是否需要为“引领”买单?
王文:从“观察学习者”“推动者”到今天的“引领者”,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变化,核心是从“对接规则”转向“提供方案”,从“融入体系”转向“塑造公共产品”。
具体到深圳峰会这一届,“引领”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做三件事。第一,出议程,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开源发展等关乎未来的新议题带进框架,为APEC找到下一个三十年的增长赛道;第二,出公共产品,比如普惠算力、数字技术能力建设、供应链公共服务,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缩小数字鸿沟,让区域合作更包容;第三,做协调者,在各方有分歧时寻找最大公约数,推动共识不破裂,甚至主动承担一部分协调成本。
至于“买单”,我想先澄清一个误区:大国引领不是狭义上的“出钱”,更不是包揽所有成本。真正的买单,是开放自身市场、分享发展经验、提供技术公共产品、承担协调与斡旋的责任。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数字产业能力和开放决心,都支撑我们去做这些事。当然,引领不是独唱,APEC的事终究要大家一起办,成本共担、利益共享,这才是多边机制的本意。
新京报:APEC有一个老难题——各经济体的产品认证、海关规则、跨境支付体系“各说各话”。你觉得从“各说各话”到“能用得上”,中间最缺的那一环到底是什么?
王文:最缺的是“高层共识—操作工具—成本分担”的“最后一公里”转化机制。
APEC谈了很多年标准互认、海关协同、跨境支付便利化,不是没有成果,而是成果大多停留在部长声明、原则共识层面。对中小企业主来说,他看不懂厚厚的协定文本,也不知道去哪办、找谁办、花多少钱办。你说“规则协调了”,他感受不到,就等于没协调。
这中间缺的,首先是可落地的操作载体,比如一个统一的跨境办事指南、一站式的企业服务窗口、标准化的申报模板,把复杂规则翻译成“照着做就行”的步骤。其次,是成本分担的机制化安排,中小企业做跨境认证、合规改造的成本,不能全让企业自己扛,要有公共服务、补贴支持、普惠金融托底。
当然,APEC没有强制力,各经济体不会交出规则制定权,这是客观现实。但正因为APEC对各经济体没有强制力,我们才更要顺应其趋势性指引,发挥主观能动性,靠工具创新、服务下沉,让中小企业实实在在尝到甜头,反过来倒逼规则进一步对齐。

深圳国际交流中心。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APEC的优势是包容性强、议题灵活
新京报:你提出APEC要往“说了能落地”的方向转,还具体提到人工智能算力、数据跨境流动这些数字规则。中国今年首次把“开源发展”纳入APEC议程,想用数字技术合作缩小亚太的数字差距,但数字规则恰恰是大国竞争最密集的地方。为何要以“开源”为切口?
王文:这是在高度敏感的数字规则领域,先抓住最大公约数,以务实合作积累互信。
数字规则确实是大国竞争最密集的地方,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监管、主权边界等议题分歧很深,短期内很难谈拢。如果一上来就碰最硬的骨头,最后大概率是谈不拢、没成果。
开源则不一样。对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开源技术是低成本缩小数字鸿沟的抓手,不用花大价钱买授权,就能用上前沿AI和算力工具;对发达经济体来说,开源生态本身也需要更大市场、更多开发者参与。它首先是技术合作,是发展问题,不直接触碰制度和主权等敏感点,共同利益足够大。
我们把开源纳入APEC议程,本质是“先易后难、以实促合”。先把能做的做起来,让各方先尝到数字合作的甜头,建立互信,再逐步向更深层的规则协调推进。这是多边合作最务实的推进方式。
新京报:有专家说,当年APEC谈合作,共同点是“顺着趋势找”——贸易自由化本身在往前推,APEC只要加速就行;今天却要在趋势分化的时候“逆着阻力找”。这两种“找共同点”,在机制上最实质的区别是什么?
王文:最核心的区别在于,顺风时是“放大共识”,逆风时是“创造共识”。
当年贸易自由化是大趋势,各国都想开放、想做大蛋糕。APEC做的事,是顺着潮流推一把,把各国已有的意愿变成共同行动,把局部的开放扩展为区域的开放。机制上靠的是目标引领、自愿推进,大家都有收益,共识自然容易凝聚。
当下逆全球化抬头、保护主义升温、大国博弈加剧,趋势本身在分化,现成的共同点变少了。这时候再找共识,就不能等潮流送上门,而要主动创造,靠开辟新赛道创造共同利益,比如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供应链韧性;靠提供公共产品拉齐发展能力,让发展中成员也能跟上;靠议题设置把各方注意力从分歧拉回合作。
APEC天生不是靠强制力推进的机制。它在顺风时能放大红利,逆风时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它的优势是包容性强、议题灵活,只要找对利益契合点,就能把潜在共识变成真实合作。关键是能不能跳出传统贸易的老框架,在新领域里做出新的合作增量。

11月15日的深圳市福田区夜景。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APEC新十年 从贸易自由转向数智创新
新京报:你提到两类挑战,一类是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对原有区域合作体系的分割,另一类是各种协定交叉重叠,规则太多太乱、彼此对不上。前者是政治上的“分圈子”,后者是制度上的“打乱仗”。APEC是自愿协商、不具约束力的平台,面对“大国各拉圈子”这种事,它管得了吗?
王文:直接靠强制力去“管”大国“分圈子”,APEC确实做不到,它从成立起就是自愿协商、非约束性的平台。但管不了“分”,不代表对冲不了“分”的后果。
面对两类问题,APEC有自己的独特工具。第一类,针对政治上的“分圈子”,它最大的工具是包容性的基本盘。APEC是亚太唯一覆盖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多边经济平台,成员身份是重叠的,经济利益是交织的。只要APEC这个大盘子还在、对话还在,极端脱钩、完全切割就做不到。它用广泛的共同利益,对冲政治驱动的分割。
第二类,针对制度上的“打乱仗”,它的工具是规则协调与公约数塑造。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IPEF(印太经济框架)这些机制重叠、规则不一,企业无所适从。APEC可以做“规则的黏合剂”,推动不同协定之间的标准对接、信息互通、结果互认,把碎片化的规则往兼容的方向拉,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
说白了,APEC不是一把能劈开圈子的斧头,它更像一块磁吸石——靠务实合作的吸引力,把各方往共同利益的方向拉,不让碎片化越走越远。
新京报:你长期研究全球治理,也深度参与了2026年APEC“中国年”的筹备。对这次深圳峰会,你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如果只能用一个标准判断它成不成功,你会选什么?
王文:如果说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我希望是为APEC定下未来十年的新方向——从传统贸易自由化,转向以数智创新驱动的亚太共同体建设。
过去三十多年,APEC的主线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下一个三十年,必须回答数智时代的亚太合作怎么走。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数字创新的高地,在这里定下这一新方向,再合适不过。
如果只能用一个标准判断成不成功,我不会选“签了多少份协议”,也不会选“场面热不热闹”,而是五年、十年之后,普通亚太民众能不能说出一两件从这次深圳APEC开始、实实在在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事。
可能是跨境做生意更方便了,可能是用AI工具的成本更低了,可能是跨境旅行、求学更顺畅了,也可能是中国AI企业“走出去”的速度更快了。多边机制的价值,从来不在一时的新闻头条,而在长远的民生红利。让合作成果真正落到普通人的出行、就业和日子里,这才是一届APEC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