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作权法》：最后一根稻草？

　　【一种关注】

　　1957年，钱春绮翻译了海涅的三部诗集：《诗歌集》、《新诗集》、《罗曼采罗》，仅仅《诗歌集》一本，钱春绮就拿到人民币8000元稿费，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月收入才不过二三十元。且不论民国文人用稿费买房、全家老小吃喝不愁，即使在1936年的延安，《长征记》的约稿信也这样写到：“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都买不起粮食了，还要付稿费，其敬文重道之思并非兴致由来！然而，1964年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手艺价格，其文描述：同一时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72种新书中，得稿酬万元以上的，有4种。拿到高额稿酬的人，虽然是少数，但影响所及，弊害很大，有些人钱多以后，思想意识就发生变化……从此以后……

　　贱卖自己，无论对影视歌哪个阵营的写作者来说，都是被奴役到麻木之事。千字百元的经历，哪个资深写手没有遇到过！凌越说起华语文学传媒奖得主黄灿然如今翻译一本诗集，稿费三千多元，应该去拿个最佳无私贡献奖。在青菜价格翻了无数倍以后，祖国的才子们不得不为温饱朝九晚五，上班之余挤出时间写作。好在鲁迅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好吧，这些都认了，钱不是写作的唯一目的，可是相继而来的侵权、抄袭、盗版……这些因素直接的后果就是，让原本就寒酸的写作者失去了其被尊重的基本。

　　行文至此，这最后一根稻草要来到了！在失去国家有力保护下生存了几十年的自由写作状态，却依然将被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二次剥夺。在网络、地下盗版商的夹击下，已经失去太多的音乐人怎么还能任人宰割？我生产出来的东西你可以随便买卖，定价也是你、而且要扣留其卖价一半。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抢劫行为，起到的最直接作用就是导致音乐创作萎缩、创作者们受制于人，好作品被低级庸俗地随意篡改，变成网络版、民歌版、舞曲版，恶搞版，其情景将不忍展望。创作环境不佳，也无法保证协会监控的力度和执行的决绝。这样只能给商人留下乐子，他们当然喜欢这条法律了，那些发烧碟再也不怕有人告了！

　　这种一刀切、大锅饭的做法，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多年后继续上演，统一管理的目的是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一首歌卖多少钱才算合适？例如一首高质量的歌曲，创作者演绎后没有流传，原本作者可以高价再卖出，而音协却5000元卖给某大歌手，然后分给作者2500元。其情何堪！

　　现在看这场《著作权法》闹剧就像30年前靡靡之音和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样，都是历史往开明处的沉渣泛起。日本人说：知识产权立国。看看现在的日本，尽管历史的伤痛还在，但你依旧会由衷地敬佩这个国家的执著。

　　□蒋明（媒体人、音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