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尊严地度过一生

　　“有尊严地度过一生”，19世纪的法国贤哲托克维尔弱冠之年就曾在书中憧憬过这一愿景，而要实现此目标，又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和努力，在难以改变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中，如何“有尊严地度过一生”？本季度及稍早面世的《良心的自由》、《余英时访谈录》、《寻求中国民主》等著作，以及阮义忠的摄影集《人与土地》，可以帮助读者找寻答案。

　　□王晓渔

　　19世纪，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法官从法国来到美国，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一段话：“人生既非一桩乐事，也非一种苦痛。它是我们担当的一个庄严责任，我们必须有尊严地履行这一责任并完成我们的使命。”（《美国游记》）

　　有尊严地度过一生，这是人生的基本底线，但很多时候，又是终其一生也难以抵达的最高目标。能否有尊严地生活，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制度是否充分保障尊严。

　　如果制度无法保障尊严，是否意味着可以放弃对尊严的需求呢？恰恰相反。愈是如此，个人对于尊严的坚持愈发重要。《良心的自由》（约翰·范泰尔著，张大军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从16世纪的英国清教徒威廉·帕金斯，讲到18世纪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两者相隔两百年，距离万里，但是在对“良心自由”的坚持上一脉相承。帕金斯认为，“良心是全然自由的，不受其他个人和机构的辖制。”在众议院关于第一修正案的辩论中，有一种版本即是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侵犯良心权利的法律”。

　　余英时先生在回答“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这个问题时，表示“要自己把自己当人”。（《时代周报》2008年11月18日）这与孟子所言“反求诸己”有相通之处。因为自己不被当做人，所以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这种荒诞的逻辑并不罕见，犬儒主义的盛行即是例证。余英时主张把“知识分子”改称为“知识人”，把人称为“分子”，这本身便是对个人尊严的忽略，等于认定知识人只能是依附在皮上的毛。

　　在《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4月）里，余英时强调社会的重要，并以王阳明的门徒谈致良知为例，指出“让每个人自己决定是非，不以朝廷的是非为是非”。略有遗憾的是，这本访谈录的主题略显杂乱，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以余英时先生在士林中的影响而论，应该有一本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式的书与之相契。

　　冯兆基先生的《寻求中国民主》（刘悦斌、徐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梳理了南京（以及重庆）国民政府期间“公民抗争”的历史。那段时间的吊诡之处在于，政府日趋专制，但是公民尚存抗争空间。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这些公民以知识人为主。知识人对丧失个人尊严的状态，往往更加敏感，如果他们还没有成为“分子”的话。

　　公民抗争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过程本身彰显了人的尊严，说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作者遗憾地得出结论“公民抗争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高度肯定了公民抗争的价值。他对下述假设提出质疑：中国的知识人没有政治参与的兴趣，中国的思想家不能坚守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现代中国缺乏民主的思想传统。

　　《人与土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2月）是阮义忠先生的摄影集，虽以乡土台湾为主题，但是如同题目所言，呈现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

　　这些照片拍摄于1974年至1986年，恰恰是台湾的政治转型时期，城市里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阮义忠拍摄的乡土社会似乎过于田园化了，一副与世无争的气象，但这反向证明着城市里社会运动的必要，公民没有威权的呵护，完全可以过上田园生活。地方自治的乡土社会，继承着传统，同时又具有开放性，虽然物质条件有限，却没有磨损人的尊严。

　　在大变局时代，阮义忠捕捉着不变的景象。或许正是这种“不变”，证明了“变”的必要，也使得“变”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