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的“国民性”

　　■ 中国性格（1）

　　唐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几乎是不同的两个物种。国民性是可变的，而且变化可以非常大。我自不量力地总结了从春秋到晚清，历代中国人性格的变化历程，这种总结，也许感性大于理性，线条过于粗疏。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学术性的思考，也许它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一个不同的思考角度。

　　□张宏杰（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坐天下很累》等。）

　　中西方大范围接触以前，欧洲第一流的知识精英谈起中国满怀艳羡。伏尔泰说，“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莱布尼茨甚至建议：“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善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与此同时，在和近代欧洲人迎面相撞以前，中国人一直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只有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礼貌、最有教养、最有文化的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蛮夷。确实，我们的老祖宗看世界，充满了优越感，认为别的民族都是粗野的、落后的，甚至半人半兽的。你看中国给周围民族起的名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虫”字旁。比如“蛮夷”的“蛮”字，下边就是从“虫”。中国人对西洋人的歧视最为严重，因为他们碧眼赤发的外貌与中国人相差最大。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的造访，像戳破一层窗户纸一样轻易打破了“中国神话”。

　　这是西方讨论中国人国民性这个话题的开始。西方人的中国观念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了。在他们来访四十多年后，英国人就发动了鸦片战争，轻松地打垮了中国。

　　鸦片战争后，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探讨，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一方面是由于中西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和殖民主义心态，他们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讨局部很有见地，但整体上却无法避免过于夸大中国人弱点的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没有的“国民性”三字，不久后也进入汉语。从梁启超到鲁迅再到柏杨、龙应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认定中国人身体里有一种难以治愈的“过滤性病毒”。报刊杂志上，关于“国民性”的案例和报道每每引起全体中国人的热烈讨论。当然，也有人说，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是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对中国人“精神殖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们的殖民统治。

　　无论如何，“国民性”已经成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词汇，殆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