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驯化的儒

　　■ 中国性格（4）

　　说过了侠，我们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

　　□张宏杰（历史学者）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在后世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话。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

　　历朝历代，都有人选择以“隐士”这个高洁的姿态终老一生。及至朱元璋时代，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

　　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命令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 “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到了清代，儒生出身的大臣们更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清代帝王首次提出，一个大臣不应该追求成为名臣，因为过于坚守道德原则，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因此清代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大臣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