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公民信用需谨慎

　　■ 旁边评论

　　公安部交管局正在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的工作；而针对“中国式过马路”问题，很多人也希望增加交通违法的违法成本，认可交通违法与个人信用挂钩。

　　个人以为民意呈现出来的重刑主义，只是因为这个公共话题未得到充分讨论，所以只有“单向度思维”。其实，问题还有另一方——公民信用权。信用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不该沦为公权力的政策工具；公权机关不能为了部门执法方便，就任意影响公民信用，形成所谓的“威慑”。

　　以美国1970年《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为代表的信用立法，较好地平衡了公民信用权、隐私权和信贷风险，首先该法明确了信用报告中的披露事项、披露对象，信用报告不得包括10年之前的破产，7年前的其他不利信息（但刑事犯罪记录除外）等等信息，避免把信用报告变成无所不包的“人事档案”。报告机构还对客户的负面信息，承担“不利通知义务”，避免客户在不知不觉中上了黑名单。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新版信用报告也做了“瘦身”处理，公积金信息、单位内容等信息都被删除了。这也是借鉴西方较成熟的信用报告制度，如无必要，就不应在信用报告上披露。

　　我并非完全不认可司机严重超载、酒驾等违法行为，不能记入个人信用档案，特别是向车险公司披露；但是如果是由交管部门主导，势必陷入重刑主义的泥淖当中，本质还是交管部门利用民间对交通安全的正当诉求搞自我扩权。

　　关键的问题在于需要由人大立法制订《个人信息保护法》，或者类似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在立法平台上平衡公民个人信息权、警方执法震慑力与商业信贷安全，才能形成公正的信用报告制度，防止公民信用权遭遇不必要的干涉。

　　□沈彬（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