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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津,在过去未来间

2013年01月1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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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维尔写法国大革命,并非是想写一部历史作品,也不是分析权力变迁政治作品,他说,我不仅要把病人死于何病弄清楚,而且要将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弄清楚,试图在每一个已经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目的是绘制一幅及其准确而又具有教育作用的图画。旧时代与新时代,各有其优劣,重要的是懂得弊病继续作恶的可能性,懂得保护传统精华的持续。他认为,大革命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

  他生活的年代,距离法国大革命并不遥远,但是距离大革命时代所宣传的那种美好时代却是遥远的,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面临着一个权威危机,简单地说,就是在现代世界应该由谁来统治?法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政体实验,政潮迭起,风云变幻。1789年到1815年,法国先用君主立宪,继而用民主共和,其次用罗伯斯庇尔式的美德专制,然后用寡头执政团,再由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接着由拿破仑登基成为现代皇帝,最后在1815年,君主制度复辟。然后又开始一个实验循环。

  饶是如此,托克维尔仍然认为,大革命所蕴含的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是对的,随着人类历史发展,每一个人都要去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贵族制中,自由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力,大革命的诉求,恰恰在于它承认平等的自由,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因此,重要的是有一个体制来承接这样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托克维尔是站在大革命的立场上,以大革命的原则去批评大革命。法国贵族原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缓冲阶层,贵族确保公共制度,主持公正、执行法律等,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具有一定的自治。贵族阶级被推翻后的结果就是,个人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中央集权加重。与此同时,大革命之后,出现孤立的个人,更关注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这种状况造成公共德行的缺失,直接导致人们不再真正理解自由,在托氏看来,大革命之后自由已经成为空壳,人家喜欢自由,只是因为讨厌约束。屈从利益的结果,就是再次屈从权力,所以大革命其实带来新的奴性。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我们会不断遇到托克维尔带有怀旧性质的哀叹,先辈身上那种对伟大事物的热爱、真正的独立精神、对自身及事业的不朽信仰,衰微难寻。同样让他痛心的是,大革命期间,那些关于美好社会的理念,由法国最有教养的阶级生产出来,却由最粗野的阶级去执行,历史运动把思想家和实践家卷入统一潮流,彼此互不理解。

  他也由此切入对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的批评,启蒙运动把所谓的理性与思想扩张到了抽象的地步,导致人们对具体状况漠不关心,沉浸在一个想象的社会里,一旦有空间把想象变成现实,这种偏执的理想就变成激情的狂欢,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惊诧地不负责任。人们迅速掌握了革命者所宣扬的那些简单理念,然后放弃思考,将自信押在上面,把这些口号像硬币一样抛来抛去,以此衡量所有的经验。最后竟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把老欧洲旧制度下恣意专断的专横统治延续下去,而没有找到和实施一种权力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

  托克维尔曾如此描述自己身处的历史位置:“当我出生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亡了,但是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导我既不盲目地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是一个彻底地置身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人。我不会轻易地为这两种制度所吸引。”这是他努力想越过的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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