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者的权利

　　■ 大学小言

　　受赠人须依照协议使用捐助财产，这本来是常识，可惜常被人有意无意忽略了。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首先要记得很多人名，这样才不至于迷路。原因是，这里的建筑多以捐赠者命名，别无其他称呼。比如，中文系所在的楼，是香港地产商、证券商及银行家冯景禧捐建的，门口立有塑像及说明文字。你要是在校园里问路，问中文系很可能人家不知道，必须问冯景禧楼才行。

　　学校统一排课，每学期换教室，几年下来，我也就记得了很多“捐赠芳名”，如梁銶琚楼、李兆基楼、田家炳楼（图书馆新翼）、邵逸夫堂、邵逸夫夫人楼、碧秋楼、蒙民伟工程学大楼、何善衡工程学大楼、伍何曼原楼、康本国际学术园、信和楼、何添楼、利黄瑶璧楼、利希慎音乐厅、郑裕彤楼等，每幢楼我都曾涉足，且知道其来历；只有李嘉诚医学大楼因设在距离校园八公里的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无缘参访。

　　前几年，冯景禧楼东侧的李达三楼被拆，原址建起了富丽堂皇的李兆基楼。此新楼地下演讲厅的设备很好，中文系办重要的艺文活动时经常借用。那天抄近路，猛然间抬头，发现李达三楼其实还在，只不过夹在冯、李二楼之间凹进去的部分。比起原先的独立建筑，如今的李达三楼显得很不起眼，是有点委屈了，但总比全被拆光好。这才想起，为何中大建筑常有楼中楼的怪招，原来是为了纪念最初的捐赠者。校园面积有限，到了某个临界点，老楼面临被拆的厄运，这个时候，如何兼顾校方及捐赠者的权益，需要认真协商。

　　去年互联网上曾爆发一场激烈的口水战，起因是香港援建的四川绵阳紫荆中学被拆；论战中，两地民众对“捐赠”的认知相差甚远。受赠人须依照协议使用捐助财产，这本来是常识，可惜常被人有意无意忽略了；似乎只要拿到了捐赠款项，爱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

　　在所有社会组织中，最容易拿到捐款的莫过于学校——尤其是名牌大学。中国人的废科举、兴学堂，一百多年里，有过全政府支持的年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大陆），但一头一尾，还是鼓励私人捐资办学的。既然希望人家捐款，就得考虑如何保证捐赠者的权利。比起聘为董事、参与决策或授予学位，我以为命名大楼是最切实可行的方式。因其只是纪念性质，不会影响学校的日常运作或办学自主权。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各高校最喜欢采取的募捐策略。

　　四年前，李兆基基金会与北京大学签署协议，捐赠二亿人民币，用于北大人文学苑的建设以及公共教学楼的维护。北京大学公共教学楼（即第二教学楼）本就存在，校方只是举行了命名仪式并贴上“李兆基楼”四个字；我相信，你在北大校园问“李兆基楼怎么走”，没有几个人知道。至于“李兆基人文学苑”，大家也都习惯于称“人文学苑”。北大校园里新建的大楼，多有以捐赠者命名的，但因这些楼的功能或归属很明确，大家都以其所属或功能称呼。你可以说，学校这么做，显得“很大气”，也可以说是不太尊重捐赠者的权利。

　　这里的尴尬，牵涉到北大校园的特殊性。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取消，北大成了燕园的新主人。此后几十年，北大校园大为扩展，有了很多新建筑。但老燕大的湖光塔影、园林建筑，依旧是北大校园里最为迷人处。这里不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筹款能力，也不说墨菲（Henry K. Murphy）的建筑理念，就说这些或巍峨或优雅的建筑，原本也曾有自己的名字——或缅怀创校者，或纪念捐赠人。今日北大的办公楼，原来叫“施德楼”或“贝公楼”；二体当年是燕大女生体育馆，又称“鲍氏体育馆”；北阁、南阁原名“麦风阁”和“甘德阁”；档案馆、俄文楼、临湖轩、博雅塔等，也都有明确的捐赠人。可所有这一切，随着历史变幻，都被一笔抹杀了。除燕大老学生或个别有心人，今日徜徉在燕园灿烂的阳光下、意气风发的北大师生，大都不知道这些陈年往事了。

　　与燕园故事极为相像的，是广州的康乐园。那原本是岭南大学旧址，1952年后归中山大学使用。今日的康乐园里，很多原岭南大学的建筑都恢复了原名，如怀士堂、马丁堂、黑石屋、格兰堂、荣光堂、张弼士堂、陈嘉庚堂等。而且，在近年刊行的各种校史读物上，中大都标明了各堂的来历及捐赠者。

　　除非不募捐，否则，我欣赏两个“中大”的做法。（34）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