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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小便门”
经过多轮剧情反转、舆情变向,幼童“小便门”的新闻热度在退烧,但它引发的思考却难就此画句号。从一泡童子尿到一场口水战,事件迅即发酵,离不开价值歧异与立场站队的“助势”。如果说,围绕“男童当街便溺”“拍摄幼童私处”等延伸开来,去讨论幼童如厕训练、隐私权边界、社会包容分寸、道德位阶等命题,那争鸣也许挺有价值。遗憾的是,太多的口水,被挥霍在辐辏于港陆因素上的对立情绪、借势煽动上,这也拉低了公共讨论的质量。
争论本身不是坏事,但消耗在罔顾真相和无端谩骂上,没太多意义。若它能带动“香港如厕指南”、文明规约的普及,那倒是善莫大焉。
“私立”政府
听起来,这有些像无厘头的闹剧:河南邓州3个农民,因不满于当地市政府“不作为”,竟宣布将其撤销,自立“市政府”,还私刻部委公章、对外招“公务员”。
3个法盲,撑起山寨政府的架子,还设在市政府对面,让人讶异。而今闹剧已被戳穿。于理而言,伪造政府机关公章,当被溯责。但此事东窗事发,也牵出当地征地纠纷、政府不作为等乱象。某种程度上,是暴力强拆、维权遇梗、举报的无疾而终,将几人逼上歧路。正因如此,连涉事检察官都觉得他们“值得同情”。如今3人被公诉,也势必付出法律代价,可有关部门也该以此为线索,去查查有无违法强拆、基层治理失序的“导火线”。
我要去南昌
小时候有首歌叫《我想去桂林》,流行一时;如今有些家长则喊着“我要去南昌”,这当然不是因南昌“风景甲天下”,而是因其新生儿落户不看准生证的新政。
这些父母们想“去南昌”,大概也多是说说而已。它更像是群体诉求的迂回表达:计划外生育的代价本不该由孩子承担,其落户不应跟准生证捆绑。实质上,这不过是应有的秩序归位——在计生法规中,并未提及将孩子落户与计生挂钩,但有些地方却奉行着这“土政策”。家长们喊着“要去南昌”,是在倒逼纠偏,但愿他们“放宽落户门槛”的诉求,不会成奢望。
8证局长
“证叔”樊红伟火了,作为长治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他,因有8个身份证,让为“办证难”所困的公众羡慕嫉妒恨。从这些证上看,他一会姓牛,一会姓凡,堪称“百变星君”。能集多证于一身,比“房姐”的还多,显然是“牛而不凡”。
虑及其供职于公安系统的身份,他办证如探囊取物,难逃职务犯罪嫌疑。眼下他已被免职,但问责不能就此打住:他是如何钻办证程序空子的,谁在做内应,应一查到底。再者,他腾挪有术,自然不只是玩“分身游戏”——你看“房姐”,多个证件就成了其规避限购政策囤房的“掩体”。“证叔”是否如举报所说的,意在借此转移赃款,自然不该成谜。
逐级信访
国家信访局印发专门文件,明确以“逐级信访”取代越级上访。这被不少人担心:这会造成矛盾在末端积压,无法通过“自上而下”式推动来化解。而这,也确需压实属地责任,以基层善治托底,以健全信访受理监督机制等办法,保证问题就地解决;并以民事诉讼法规完善,将涉法涉诉信访导入法律“管道”。
有论者还指出,在征迁矛盾频现的当下,有些基层政府也是信访事项的“局中人”。在此情境下,确定本级机关,也是个“技术活”——可别只看表面,就在无调查基础上界定所谓的“事项性质和管理层级”。
栏目主持:午夜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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