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北京的外国人和四次吊唁

　　阅读《留学北京》有一种双重镜像的奇特感觉。英国汉学家吴芳思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留学北京，她在大学里学习汉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铅球和扔手榴弹，也参加“开门办学”，向农民学习如何捆白菜、如何插秧……那段经历对她来说，犹如进入爱丽丝的魔镜；她的记录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又有着一种黑色幽默和“悲喜交加”的魔幻色彩。

　　我印象最深的是吴芳思参加的四次吊唁活动。

　　1975年，故宫太庙，康生追悼会现场，致哀人群鱼贯而入。吴芳思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康生，但是她和留学生都非常想去参加悼念活动，因为那意味着不用上政治课了。两个阿尔巴尼亚的学生抬着定制的大花圈，其他人排着队从灵柩前走过默哀。向不认识的人表示敬意，这还没有什么，但是接着被引导和泪眼汪汪的家属握手，可让吴芳思大吃一惊，她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打扰。

　　周恩来逝世后中国人的反应之强烈，让吴芳思难以忘怀。老师是含着眼泪走进教室，平时吵吵闹闹的学生食堂也鸦雀无声。友谊班的一个中年妇女，接连五天，见人就拉住不撒手大哭不止，还拽着吴问悼念会：“哭的人多吗？”中国人都戴上了黑纱，长时间没有丝毫笑容，吴芳思学着用毛主席语录安慰中国人：“化悲痛为力量。”

　　当时周恩来在太庙的吊唁活动安排了3天，人数限4万人。一个留学生在排队的时候，可能因为人多缺氧突然一阵头晕，只好回到车上躺着休息。吴芳思在书里说，这让那些哭泣的中国人非常感动，认为这个外国人比中国人还伤心。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亚瑟长相漂亮，哭得也很动情，吸引了电视闪光灯频频闪动。没有资格去现场悼念的中国学生挤在电视机前看留学生们从骨灰盒前走过，泣不成声。新西兰女留学生凯瑞，热衷投身中国政治活动，她因为来中国比较晚，没赶上参加太庙的悼念仪式，只能看着电视放声痛哭。有一天新西兰驻中国大使招待留学生吃饭，凯瑞特别生气：“大使怎么想到干这样的事呢？”勉强出席了招待会，但是坚持穿深色衣服、戴黑纱。从这能看出当时来华的留学生很多也是激进的革命青年。

　　参加朱德的吊唁仪式记录比较简略。吴芳思是在学校广播里听到朱德去世的消息的。当时学校总在放各种庄严的公告，一般也没有人仔细听，这一天突然播放哀乐，学生都站在路上肃立。最后人群低声传递消息，原来是朱德，而不是最担心的毛主席。

　　参加毛主席的悼念仪式则是在吴芳思回到英国以后了，她特意到中国大使馆的吊唁簿上签了名。她感到与中国难以割舍，就像在中国一样，她第四次成为悼念活动的一部分。

　　后来无论吴芳思接待中国官员还是陪同英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官员总要问她在哪里学的中文。她一说起1975年到1976年在北大学习，双方好像都有点尴尬。一次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宴请一个英国代表团，主宾席上突然有人唱：“革命课程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是个纲……啦啦啦……”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外国人唱起中国人歌颂阶级斗争的歌曲，给读者一种强烈的错位感和历史的荒谬感。但是对新一代来说，这段历史已经遥不可及了，吴芳思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说起“开门办学”，他们只是呵呵一笑。

　　□书评人 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