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扶贫不力“第一书记”还不够

　　■ 观察家

　　扶贫不力牵涉的法纪责任，和一般意义上的“不胜任”有交叉也有差别，因此对其严肃处理，也该区分具体情形，该依法依纪问责的，不能只是将处罚“降格”为召回。

　　都知道，“扶贫”已成时下政策词典里的高频词。而向贫困村委派“第一书记”，是目前扶贫重要工作方式。据报道，四川达州市强化了贫困村“第一书记”选派管理，26日宣布召回、调整履职不力“第一书记”241名，并增派1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到一线督战，此举引发强烈反响。

　　对官员干部采取召回制，此前在贵州黔西南州已有先例，与当地推出的“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简称庸官召回制）”不同的是，达州的召回机制是以扶贫考核结果运用的配套制度面目呈现的。

　　毋庸置疑，在“精准扶贫”已成扶贫攻坚阶段基本方略，中央日前明确各级党委政府要逐级立军令状的当下，对扶贫政策落实不力中的责任人束紧溯责紧箍咒，不乏现实针对性。对扶贫不力的“第一书记”召回，乍看似乎与此诉求契合。

　　从制度设计上讲，贫困村“第一书记”意在令其担起扶贫“第一责任”，当好其责任田内脱贫的带头人、主心骨。他们“驻村”，不应成为以基层工作经验为仕途“镀金”的途径，其履职不到位，极可能影响民生福祉，说具体些，就是贫困地区、家庭的境况。鉴于此，在对其加强选派管理、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实施巡回督导、召回等，也是对扶贫责任加码，以压力催生动力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达州当地的多重做法颇具现实意义。

　　那对所有扶贫不力的“第一书记”都召回，是否就是“有力”呢？应看到，同样是召回制，黔西南州此前被曝仅两个多月就召回1231名“庸官”，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与此同时，其划定的庸官判断标准也被指较泛，可能导致有些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被淡化处理。到头来，该制度“鼻祖”郭玉海涉严重违纪被查，也让公众质疑达到峰值。达州对扶贫不力的“第一书记”，会否存在“沦为对某些问题干部另类保护”之类的问题？毕竟，“第一书记”被召回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顶格”处罚只是两年内不得提拔重用，并取消其所在乡镇党委或派出单位当年评先资格等。

　　就目前来说，达州对“第一书记”召回更像是基于其成型考核体系上的“末位淘汰”，其具体界定标准暂时尚不清楚。但必须看到，扶贫不力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缺乏农技专业特长优势、无法胜任扶贫任务的，也有工作不在状态，甚至严重不作为、挪用扶贫款项等的。

　　对前者召回或许合乎情理，可若是对某些不作为甚至乱作为也止于召回，则可能处理偏轻。因为按照最高法等的法律解释，不作为是渎职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如果是涉嫌渎职等违纪违法，那最该做的，不是召回，而是依法问责。尽管说，贫困村“第一书记”是挂职性质，但也适用干部管理规定。所以，那241名被召回的“第一书记”工作不力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仍待细化说明。

　　说到底，扶贫不力牵涉的法纪责任，和一般意义上的“不胜任”有交叉也有差别，因此对其严肃处理，也该区分具体情形，该依法依纪问责的，不能只是将处罚“降格”为召回。也唯有对“召回”的依据加以最大化地明晰，召回扶贫不力“第一书记”，才能呈现出更大的制度威力和倒逼效果。

　　□仲鸣（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