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张之争：请摆脱皮毛深入骨肉

　　一家之言

　　林、张之争是现实关照的一种反映，然而这种“反映”不应只迷失在具体问题中。

　　近日，林、张两位经济学家的口舌博弈甚嚣纸上。这场争论似乎因于中国经济如何走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认为，林、张之争既代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历史冲撞，又代表了“市场干预”与“市场自由”的两大理念。然而，作为经济学家太看重学科语境下的社会发展选择，却忽略了更完全的社会运行期待。知识精英要承担的不仅是个体人性的责任，还应该承担民族、国家责任，在这样的情怀语境关照下，林、张之争不免需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理会。

　　从历史基础上看，林、张之争仍可谓是近现代语境下的“中国选择”问题。自晚清失败，中国在寻找自己发展道路时不免选取“西方经验”。然而，中国的历史根源和方向自古与西方不同，只以一次性的西方成功作为必然选择，而未认真思考历史由来与机遇的关系，正是造成当下整个中国社会迷失困惑的关键。

　　在社会层面上，中国自古以血脉纽带构成等级关系，虽然表面已经破解，但“人情社会”仍旧沿袭。当这种伦理放在经济学下，与“市场经济”便发生了内在冲突，但解决这一冲突不可能靠所谓“看不见的手”——单纯的经济目标若没有伦理基础，必然会导致群己关系的冲突混乱。正如导致历次社会变革的“均天下”理念，当中国社会跑脱了社会伦理，经济发展将为社会动乱所取代。

　　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人早已形成“儒、道、释”三合一的文化根底，由此出现“重义轻利”的心理情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只要进入“以利驱义”的拜金主义时代，便在文化心理的深层产生纠结与矛盾。倘若“经济学”不能融洽到“文化”中，同样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社会化因素。譬如电信诈骗就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但它破坏的是深层伦理底线，这可能会导致以恶制恶的“恶性循环”，这种心理方向恐怕是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

　　就观念基础来说，晚清以来中国的世界观开始走向“世界主义”，但体系内核仍然是“中国芯”，而外在期待却是“外国货”，这导致了从个体到整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混乱”，行为表现便是一手抓利益、一手抓德行，其落点反而是极度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下，一方面造成经济理念、政策无法真正落地生根，一方面是种种“背离”。因此，重构世界观与价值观似乎比林、张之争于当下国人更加重要。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在近当代西方经济学知识语境基础上产生的。单从“市场经济”理论看，它是在凯恩斯经济学失效后重拾亚当·斯密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新模式中走向前台，并与个人自由、机会均等的政治理念相结合，成为众所求宗的经济学“神道”。

　　可如果认真思考“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发现它不过是美好想象。无论是信息的完全公开，还是主体的自由进出，其实都不切实际。因为不仅群体生活者离不开政治，就是资本垄断也渴望“肥水不流外人田”。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用潜在的金钱利益刺激出人性的贪婪，这大可激发人性潜力，却易造成社会不和。而计划经济及其后的市场干预经济学，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难以调和宏观决策与经济个体的利益关系。因此，对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反思应该放到上述领域，才能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提供有效思路。

　　林、张之争是现实关照的一种反映，然而这种“反映”不应只迷失在具体问题中。导致当下中国经济有所失态的有几大因素：长期的外向型经济造成的产业拥堵、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对应的是“内需不足”；建立在劳动密集基础上的产业同质化严重、重复度高、企业规模有限，对应的是产业生态严重失调；恶性竞争、过度功利导致产业走向低劣化，对应的是品质和信任危机；过度地依赖“支柱产业”导致产业失衡，对应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不稳定结构。

　　因此，若想根本上走出产业困境，要摆脱理论约束，有更广阔的思路。这里借一种现象探讨产业领域的关联性问题。这些年来，在有效需求理论的指导下，消费拉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能量，产业体现之一便是房地产。当政府出于财政目标、资本出于利益目标而相结合后，造成了当下经济“被绑架”；而房地产经济导致的需求黑洞，致使社会资源和个人收入掉入其中。诸如贫富悬殊、欺诈、腐败等行为大量发生，都与由上述“经济基础”促成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当市场经济催发人性的贪婪、当拜金主义六亲不认，相较于“计划”与“市场”之争，或许我们更应考虑的是如何抑制人性、复归人心。

　　□王晓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