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
林、张之争是现实关照的一种反映,然而这种“反映”不应只迷失在具体问题中。
近日,林、张两位经济学家的口舌博弈甚嚣纸上。这场争论似乎因于中国经济如何走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认为,林、张之争既代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历史冲撞,又代表了“市场干预”与“市场自由”的两大理念。然而,作为经济学家太看重学科语境下的社会发展选择,却忽略了更完全的社会运行期待。知识精英要承担的不仅是个体人性的责任,还应该承担民族、国家责任,在这样的情怀语境关照下,林、张之争不免需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理会。
从历史基础上看,林、张之争仍可谓是近现代语境下的“中国选择”问题。自晚清失败,中国在寻找自己发展道路时不免选取“西方经验”。然而,中国的历史根源和方向自古与西方不同,只以一次性的西方成功作为必然选择,而未认真思考历史由来与机遇的关系,正是造成当下整个中国社会迷失困惑的关键。
在社会层面上,中国自古以血脉纽带构成等级关系,虽然表面已经破解,但“人情社会”仍旧沿袭。当这种伦理放在经济学下,与“市场经济”便发生了内在冲突,但解决这一冲突不可能靠所谓“看不见的手”——单纯的经济目标若没有伦理基础,必然会导致群己关系的冲突混乱。正如导致历次社会变革的“均天下”理念,当中国社会跑脱了社会伦理,经济发展将为社会动乱所取代。
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人早已形成“儒、道、释”三合一的文化根底,由此出现“重义轻利”的心理情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只要进入“以利驱义”的拜金主义时代,便在文化心理的深层产生纠结与矛盾。倘若“经济学”不能融洽到“文化”中,同样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社会化因素。譬如电信诈骗就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但它破坏的是深层伦理底线,这可能会导致以恶制恶的“恶性循环”,这种心理方向恐怕是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
就观念基础来说,晚清以来中国的世界观开始走向“世界主义”,但体系内核仍然是“中国芯”,而外在期待却是“外国货”,这导致了从个体到整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混乱”,行为表现便是一手抓利益、一手抓德行,其落点反而是极度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下,一方面造成经济理念、政策无法真正落地生根,一方面是种种“背离”。因此,重构世界观与价值观似乎比林、张之争于当下国人更加重要。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在近当代西方经济学知识语境基础上产生的。单从“市场经济”理论看,它是在凯恩斯经济学失效后重拾亚当·斯密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新模式中走向前台,并与个人自由、机会均等的政治理念相结合,成为众所求宗的经济学“神道”。
可如果认真思考“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发现它不过是美好想象。无论是信息的完全公开,还是主体的自由进出,其实都不切实际。因为不仅群体生活者离不开政治,就是资本垄断也渴望“肥水不流外人田”。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用潜在的金钱利益刺激出人性的贪婪,这大可激发人性潜力,却易造成社会不和。而计划经济及其后的市场干预经济学,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难以调和宏观决策与经济个体的利益关系。因此,对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反思应该放到上述领域,才能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提供有效思路。
林、张之争是现实关照的一种反映,然而这种“反映”不应只迷失在具体问题中。导致当下中国经济有所失态的有几大因素:长期的外向型经济造成的产业拥堵、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对应的是“内需不足”;建立在劳动密集基础上的产业同质化严重、重复度高、企业规模有限,对应的是产业生态严重失调;恶性竞争、过度功利导致产业走向低劣化,对应的是品质和信任危机;过度地依赖“支柱产业”导致产业失衡,对应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不稳定结构。
因此,若想根本上走出产业困境,要摆脱理论约束,有更广阔的思路。这里借一种现象探讨产业领域的关联性问题。这些年来,在有效需求理论的指导下,消费拉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能量,产业体现之一便是房地产。当政府出于财政目标、资本出于利益目标而相结合后,造成了当下经济“被绑架”;而房地产经济导致的需求黑洞,致使社会资源和个人收入掉入其中。诸如贫富悬殊、欺诈、腐败等行为大量发生,都与由上述“经济基础”促成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当市场经济催发人性的贪婪、当拜金主义六亲不认,相较于“计划”与“市场”之争,或许我们更应考虑的是如何抑制人性、复归人心。
□王晓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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